内容提要：随着一场深刻的、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使我国人民的法制观念产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推进了法制建设的重大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其任务还很艰巨，还会有许多困难和阻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地解放思想，革新观念，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1976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中国人民开始用清醒的头脑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机开始到来。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一场深刻的、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这种思想解放，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 解放思想运动和法学界思想观念的变革
任何改革总是以思想为先导。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一次是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一次是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最近一次是否定了“姓公姓私”的非难，这三次思想解放，使我国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推进了生产力的解放、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浪冲击下，我国法学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逐步走出了屡遭禁锢的思想牢笼，更新了观念，树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法制观。

（一） 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各家的观点分歧很大，一时难以统一。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法治和人治不能相互结合，应摒弃人治，实行法治。因为法治和人治讲的不是一般的治国方法和手段，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统治方式。所谓人治，是依靠当权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人治并不是不要法，但这种法完全屈从于当权者个人的意志。所谓法治，是依靠体现统治阶级集体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并不否定个人的作用，但在法律和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所有的人，包括当权者在内，都要严格依法办事，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种法治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的，因而，也是和资产阶级民主知道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法治和资产阶级法治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它同样是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紧密相连的。由此可见，是人治还是法治并不是一般地不要发挥人和法的作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实行法治就不能要人治，要人治就会给当权者个人排斥和破坏法治留下余地。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指出，我们今天讨论法治和人治的背景，就是1958年以后，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在社会上流行“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观点，使林彪和“四人帮”钻了我们法制不健全的空子，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别出心裁或特殊爱好，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总结我们多年来重人治、轻法治的惨痛教训之后的必然结论。同样，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矛盾。我们的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今天，法学理论界已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较为统一的认识：即中国实行法治，刻不容缓。（参见谢次昌《法治和人治问题的讨论情况》，载1981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二） 关于其他法学理论的讨论
第一，对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过去，由于受苏联以及“左”倾思潮的影响，法学的内容基本被国家学说代替。现在，多数同志打破了“左”倾思潮的影响，一致认为国家和法虽然是由统一原因同时产生的，俩者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社会现象各有自己的范畴。法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法和法律制度。它虽然要涉及国家问题，但应从法的角度来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国家问题的出发点和范围是不同的。这就在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突出了其专业特点，打破了原来的框框，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讨论。犯罪构成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是资产阶级同封建社会的司法专横、罪行擅断主义相斗争是过程中提出的。它要求必须依照法律规律的犯罪构成条件才能定罪，法官无权擅自定罪判刑。这一力量曾在我国一度遭到批评，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理论”，是“为犯罪开脱罪责”，以致在我国定罪量刑，没有规格和标准，造成大量冤假错案。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法学界重新提出并普遍肯定了这一理论。

第三，关于“无罪推定”问题。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针对封建司法的“有罪推定”原则提出来的。它对于反封建的司法专横，曾起过进步作用。这一原则能否适用与我国，在讨论中当时意见分歧很大，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的解放，刑诉法学界已基本赞成“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使用。

（三） 关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
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决不仅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就很容易变为封建法西斯专制，要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就要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学家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任何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如：首先要解决好党与人大的关系。党是领导政权的机关，但这里的“领导”，是指政治式的领导。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利机关。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要“通过”政权机关的活动来实现，而不能“越过”政权机关，由党组织直接插手甚至包办政权机关的活动。其次，应解决人大会议本身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机构，它的职权是以会议的形式来行使的，全国人大能否充分行使国家最高权利，关键在于会议质量的高低。因此，应考虑如何提高代表的素质。此外，应加强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使之成为有能力、有活力的工作机构。同时应加强专门委员会的建设，加强对政府部门和法院、检察院工作的监督。
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一改多年来人大会议的“一致通过”、“一致赞扬”的传统习惯许多代表说了真话，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而且第一次行使了“质询权”，表决时也出现了弃权票，法律草案还根据代表的意见做了一些改动。这标志着全国人大开始在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力。

二、 中国法制建设的新发展
解放思想运动，使人们打破了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从而也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第一，在立法方面，20年来，除了修改颁布1882年宪法和两个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3件，年均立法16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00多件，年均制定行政法规近40件；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制定了6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委和省、市地方政府制定了行政规章30000余件。从1980—1995年底，全国159个民族自治地方所在的省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生效的自治条例129件，单行条例195件，变通规定59件。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我们一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

第二，在依法行政方面，20年来，国家加强行政法制建设，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规，逐步将行政管理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方面纳入法制轨道。首先，在行政组织法领域，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机构编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初步地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和人事管理。其次，在行政行为领域，一方面制定了大量的部门性行政法律法规，如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条例，使各个行政机关的活动都基本上有法可依，有法约束；另一方面制定了统一的程序性行政法律法规，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使行政活动逐步程序化、规范化。再次，在行政监督发领域，制定了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加强了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使公民、法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可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要求行政赔偿。随着形状法制建设的逐步加强，广大行政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第三，在完善司法制度方面，1978年以来，国家先后恢复了人民检察院制度、仲裁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同时，还制度并完善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工作原则、机构设置、人员任免等事项，这对于健全司法机构、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我国还先后制定并完善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保证了诉讼活动的程序化和法制化；在人事制度上，国家又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法官检察官的职责、权利义务、任职条件、等级、考核、奖惩等事项，对于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提高法官检察官的素质、实现对法官检察官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20年来，司法机关通过办理大量案件，对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加强廉正建设，促进依法治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四，在法律监督方面，我们已初步建立和加强了法律监督制度。从立法监督来看，全国人大及常委会1988年建立执法检查监督制度，10年来，共对58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监督。从1993年—1997年6月，有3692件地方性法规报送全国人大备案，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审结了2045件，其中发现与宪法和现行法律相抵触的共计93件。从行政监督来看，1987年—1996年，有2.8万余件法规规章在国务院备案，通过备案审查，发现存在有各类问题的法规规章1500件，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实际情况对其中的400余件作出了要求起自行修改或予以撤消等处理。从司法监督来看，检察院是我国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进行法律监督，1993—1997年，全国检察院在侦察工作中，共依法追捕34572人，追诉14371人，决定不批准逮捕271629人，决定不起诉25638人；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共提出纠正意见12806件次，提出抗诉12288件。上述监督对于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在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方面，从1985年开始，我们已实施了两个全国性的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计划，现在正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1994年12月—1998年5月中共中央连续举办了七次法律讲座，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法律专家的法制课。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学习法律知识，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大多数中央国家机关都相继举办了多次法制讲座。通过十多年的普法工作，广大公民都不同程度地学习了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家基本法，民主法制观念显著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履行法律义务的意识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增强，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提高；在法制宣传教育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依法治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初步形成了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各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的依法治理的网络。

第六， 在法学教育事业方面，作为国民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学教育，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良好环境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个以培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人才为宗旨，符合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其一，法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关怀下，我国法学教育的规模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扩大。目前全国有33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法律院系和法律专业，在校生达6万余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2.2%；已建成成人高等政法院校、系（专业）150多个，全国成人高校在校法学专业学生约为8.6万人。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在校中专法学专业学生约有2.2万人。

其二，法学教育的层次日趋齐全，结构也日臻完善。自恢复法学教育以来，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法学教育结构失衡、层次欠缺、形式单一的状况有了根本性转变。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由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教育构成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同时，近年来还形成了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的培训、培养制度，以及上自高层领导、下自普通百姓的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制度。

其三，法学学科学位制从无到有，成效显著。建国初，我国法学教育领域虽有学历教育，但没有正规的学位制度，自1981年开始，逐渐形成了一套既与国际惯例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正规的法学学科学位制度，包括法学学士、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制度。与此同时，与学位制度相衔接的法学学科博士后制度的发展也初具规模，全国已建立起4个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此外，随着教学改革不断取得成效，法学学科的教学方式愈来愈生动活泼，模拟法庭、案例讨论、课堂辩论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与过去相比，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的规模、质量、水平、效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重道远
回顾20年来，中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发展及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和振奋。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20年的努力，仅仅是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还等待着我们。

首先，我国虽然在立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即法律体系尚不完备，还有不少重要的法律法规没有制定出来；改革开放前期制定出来的许多法律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式的发展，急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不少法律内容粗疏，漏洞很多，甚至相互冲突，可操作性差。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以提高立法质量为目标，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要逐步转变“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严密细致的立法原则；要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计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要大力推进立法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地、精心地进行立法。此外，立法机关还应根据法律实施过程中反馈的信息适时修改和完善法律；要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立法和法律解释活动的监督工作，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协调。

其次，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重点和难道也在执法。，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徇私枉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抗法，滥用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抓紧行政程序立法工作，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以法律程序来控制和制约行政权力；加强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工作的检查和监督，健全国家内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以及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使行政执法活动置于强有力的国家和社会监督之下。

再次，我国的司法工作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少数司法人员其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威信和形象；某些地方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活动，是司法机关难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比较突出；司法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不尽合理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全方位地推进司法改革。彻底理顺司法机关与党委、人大、政府的关系，改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规范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切实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坚决制止一切非法干预司法工作的活动；改革国家司法体制，理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上下左右关系；建立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调、既有制约又有配合、体系完备、运转协调的司法体系；继续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建立公正、公开、公平、高效的审判制度，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同时改革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体制和领导方式，切实改变行政式的管理模式和工作作风，精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充实和加强义务机构；进一步完善法官检察官制度，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确保其依法独立办案。

最后，目前我国的某些领域仍然门禁森严，如党权与国权的关系尚待理清；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权力机构需要改革；公民的政治权利立法的难产；对违宪行为的漠视；人事制度改革滞后；选举制度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等等，这些问题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排除各种思想障碍作成突破性的理论探索和制度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勇气，也需要在法治领域实现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总之，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的解放思想，革新观念，在华夏本土上综合创新，建立一座符合时代精神，适应世界进步潮流，切合我国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文明大厦，屹立与21世纪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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