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已经很难令人持着一份闲心去享受阅读与写作那种乐趣了。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能够静心、持续地研读一部学术性著作那近乎成了一种奢望和奢侈，常常叫人羡慕不已。

前不久，我意外获得了一段稍稍悠闲的时间，便急切地开始了这样一种新的体验。首先想到的，便是要重读日本心理学家浜田寿美男教授写的一部书。我不仅一气将它读完，并且再次被作者独到的见解所撼动，忍不住又在遇到还在“思考问题”的同行或者研究生时，竭力地向他们推荐。

这本名为《自白的心理学》的书，想要探寻和回答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辜者为什么会承认他们自己有罪，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没有受到直接刑讯逼供的情况之下，无罪之人为什么也会出现“有罪”的自白？

几年之前，我是在看到网上的一篇非常简单的介绍篇目后，才托所在法院的资料科负责人为我找到这部书的。意外的是，此书竟然由非法律专业类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或许正是我在它正式发行一年之后才得以首次阅读的缘由。幸好最终还是没有“漏网”，否则，一定会是莫大的憾事。

网络书店的“简介”上说：此书“紧密结合甲山案件等四例具体案件，仔细分析审讯过程，阐明自白的心理机制问题。无辜的人为什么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虚假的自白……无辜的人不是根据自己的体验而是根据想象编造出虚假的作案故事，于是其中必然会有漏洞。那么，虚假故事的破绽在哪里呢？作者在本书举出具体案例，详细说明了解读自白的笔录的方法。”

说真的，我也时常受困于无罪之人为什么做出有罪的供述？这起先应该是从已经“招供”但事后又被确证是无罪的人那里引来的疑问。当然，我也曾从那些明知“有罪必罚”但又决意为之的官员供词中，获得过类似浜田教授那样的感悟。因为那些犯罪官员常常坦言，他们知道做那些“秘密之事”迟早都会出事。但不按“指令”去办，马上就可能面临被“边缘化”、“调动”甚至罢官的现实危险；而去办了，至少现在不会“有事”，至于将来如何，那是“将来的事”。你会发现，人们最为关切的，其实多半都是现在“进行时”。所以，能够坚守原则和良知，并顶住现时有形或者无形压力甚至苦痛（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的“好汉”，一定就是凤毛麟角。当然，那也该是属于难能可贵的“异种”、“异类”，其生存环境一定不会使人满意或者向往。

浜田教授告诉我们，当那些因为自己不实的“自白”而招致“冤屈”的人最终有幸走出囚室时，多半会遭遇人们多少带着些许责备，但绝对是饱含同情之心的种种问询。可“自白”者们给出的答案却大多是那句似曾相识的短语：“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他们的含糊其辞，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人们多半会以为一定是那些难以举证的刑讯或者变相刑讯在作祟??这当然也是不可完全排除的客观存在。

不过，作为著名心理学家的浜田教授告诉我们，即使是在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场合，审讯的“场压力”也足以使绝大多数受讯者变得“软弱”和不堪一击。他用实证告诉读者，无辜的人在被审讯的过程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远远超出我们普通人的想象。

在现实的痛苦与遥远的悲剧之间，受讯者常常会采用虚假“自白”的方式去尽力躲避“现实的”痛苦－－－因为无辜者对于未来甚至更大的灾难（比如宣告犯罪成立并且判处重刑）通常不具有“现场感”，甚至信赖中立的法官能够明察秋毫，发现其“自白”中的种种破绽。正因为他们“没有干过那事”，是真正的无辜者，才会整天天真地想着“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这或许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也是人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人性所在！

为了呵护人性而又不使类似的悲剧过多重演，浜田教授以典型的事例为依托，层层推开，深入论证，最终开出了一连串有用的“药方”，也提示司法者要特别注重对人证与某些物证的不可靠性和非关联性细节的审查和判别，并且进一步对弱化审讯的强制性、扩大会见沟通权等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建议，读来颇受启迪。

人性难免有弱点，如何通过改善制度环境，使这些弱点不至于在刑事司法的环境下转化为一种人间的悲剧（冤假错案）？浜田教授向人们尤其是司法工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常常在想，浜田教授一定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接触到了诸多可怜的“无辜者”，他的心情时常会十分的沉重和带着痛楚。我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位善良的心理学家的良苦用心，当然也应当更多地秉持善意和关照人性。

当面对法庭上“翻供”的被告人时，法官似乎应该更多一些平和的心态，以更为从容、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审视细节、发现矛盾和指出破绽，痛思曾经的无辜者也出现的“有罪”自白，真正走出有罪推定的思想藩篱，使我们的刑事司法成为政治昌明、法治文明、社会进步的助跑器和推动力。

作者：游伟 来源: 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