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对正常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然而，倘若仅此而已，法律的存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人类社会耗费如此之大的财力和精力来制定和执行法律，目的只是为了反映社会，那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制定法律的根本原因，并非为了认识，而是由于社会关系经常会被一些人破坏，假如不加以制止，这种邪恶的行径必然会蔓延开来，造成社会的动乱，人们就会陷入在苦难之中。法律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对付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可见，法律具有强制性，法律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性恶的预防和对恶行的惩罚。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论，人类拥有法律，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据此，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社会充满着仁爱，根本就没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发生，大家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真正做到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专门针对不自觉言行的法律，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充满着仁爱的纯粹社会，是根本不需要法律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人们道德品质的高尚，几乎不可能干出有悖自己良心的事情。即便在个别情况下，由于种种复杂的客观原因，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人们也会用道德来谴责自己，使得个人更加完善起来，根本就无需法律的帮助。

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但是，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愿望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就前者而言，最为典型的就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一个生活互助的团体，更需要道德的维系，而非法律的强制。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充满着脉脉温情，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朋友；而提防小人的冰冷的法律，却没有更多的市场。在一个家庭中，敬老爱幼的道德规范，足可以把亲属关系调整好了。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讲法律，只会让人感到亲情丧失的可怜。即便是法律介入一些家庭事务，其实也正说明了这个家庭存在着仁爱缺少的问题，而非亲友需要法律的证据。

另一个实例就是村民的生活。任何一个行政村，由于交往空间的相对狭小，彼此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宽容和谦让，理解和支持，互助和共荣，是村民纯朴的品质和愿望。真正紧密联系的村社，是不需要对立双方请求裁判的法庭的，而崇敬有道德威望的长者。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村规民约也就好比宪法和法律，更是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行政村，依靠仁爱文化发展，则是和谐的。相反，倘若主要依赖法律来维系村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意味着分离状况的普遍性，是乡村人际关系商业化的结果，原来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根据这样的观点，我以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点，绝对不在行政村，而应当放到乡镇政府上。建设法治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建设法治基层政府。村社生活，需要用仁爱文化维持和谐的状态。

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非法家的法、术、势。我们的古人对法律的看法，许多是不无道理的。他们以为法律是专门对付坏人的，好人与法律无涉。法律就是刑罚，专门惩治教化无效的人。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其实就是一部刑法史。于是，凡是涉及诉讼的人和事，都是被否定评价的。而帮助人家打官司的书生，则被贬称为“讼棍”。因此，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首先倡导的是君子社会，在家讲孝道，在外讲忠恕。尽管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往往是口头的一套，行动的是另外一套。但在执政理念上，则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反法律文化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仁政的理念和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就抽象意义上来说，无疑是美好的。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由于理念完全不符合现实，仁爱之治根本就无法推行，因而是极为落后的。正是由于信奉仁义道德一套的治世理念，所以古代统治者基本上就没有法治的信念，无法构建法治文化。中国的落后，也许正可以从中找到一个答案，这就是理想的治理国家方法具有乌托邦的特征，因而无法在社会中真正实现过。而有用的法治方法又被藐视，贬入冷宫。于是，就不得不一边推行儒家教化，另一面又疯狂地使用极为残忍的刑罚。而无论仁政也罢，还是暴政也好，都无法维持自身的统治。整个封建社会就陷入在一个封闭的轮回之中。皇帝虽有好差，但统治的手段几乎同样。就这样，不断地改朝换代，而历史却无法突破这个自我对接的圆圈朝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当辩证地分析法律与仁爱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内容尽管是与仁爱相矛盾的，但是法律的宗旨和目的，则是与仁爱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法律也是为了仁爱的。法律的出发点是仁爱，因为社会中存在着不仁爱的现象，仅凭仁爱的力量，无法战胜不仁爱的势力，因此就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可见，法律的制定本身，就倾注着仁爱之心，法律的归宿处是仁爱。遵守和执行具有仁爱内涵的法律，就是实现仁爱的理念。法律的每一次正确实施，也就是仁爱内容的每一次拓展。建立在这个观点基础之上，我们知道，没有法律也不可能有仁爱。

只要仁爱存在的地方，就没有法律的存在，就局部而言，具有现实意义。但就社会整体来说，这样的状况是幻想中的存在，是仅就完全由天使组成的社会而言的。而在我们尘世之中，仁爱和不仁爱的冲突，导致了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仁爱是法律的基础，另一方面，法律也是仁爱的保护神。因此，我们既要加强道德的教育，让仁爱之光更加灿烂夺目；又要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为仁爱的普世化创造条件。当然，在整个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了，仁爱乃是社会之根、众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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