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丰

中国推进法治建设数十年，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依法治国立为治国方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正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上。

但我们应清醒看到，在制定法律的背后，作为法治之根的法律文化根基甚浅。没有文化支撑的法律，实为无源之水；没有文化底蕴的法制，远非法治。长期以来，只造法条之林，不重文化浇灌，自然难以结出法治硕果。当下，立法功利主义色彩浓厚，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突出，领导批示、红头文件仍是解决问题的“法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官司即打关系”、“信访不信法”成为某些人的行事规则，有法律但不以法治解决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钱穆先生说得好，“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只有文化意义上的法律，才是恒久的、内化的法的文明。梁漱溟先生曾在两个层面谈文化，一者，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二者，居于文化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依此，则法律作为制度工具不为文化，至少不是居于中心而为之主者。

法律文化的缺失，成为吾国法治建设的极大障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法制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去，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已先发生了。”

欲建设吾国法律文化，是移植西方还是复兴传统？得先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并有正确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旧时，中华文明在世界独领风骚，中华法系亦有显赫的过去。近世，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之衰落，是百几十年前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摧毁大清帝国美梦，同时毁灭了龙的传人对传统千年信仰发端的。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传统衰落与西学勃兴斗转星移。上世纪清末法律变革，完全走上法律西化道路。而中国文化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国人固有观念、心态之彻底改变。从历次法律变革中，能清晰看到不同文化的对立与交锋。如人治与法治问题、法律与权力问题，等等。西式法律与传统观念、心态的内在冲突，结果是法律归法律，行为归行为，二者各行其是。至今，传统文化依然较多支配国人思想行为，不能不惊诧传统之影响力。

然而，欲复兴传统？且问，传统文化在于崭新的现代社会，尚有生命力否？正在我们茫然四顾时，日本人说：儒学的中心在日本，不在中国。而且，在新加坡、韩国，甚至欧美，研究汉学风气正浓，俨然为显学。同样，在法的领域，我们长期坚持的调解制度，被誉为“东方经验”，引发了西方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以和谐为目标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观，为世界学习和借鉴。可见，传统文化不仅于中国当下具生命力，甚而影响力不限于吾国之内。故，扬弃、复兴、发展传统法律文化，无疑为发展法律文化的重要选择。

同样不容忽视，现代法治源于西方、发达于西方。西方法律文化，亦并非仅为资本主义独有，诸多内容亦为人类共享之物，并能与中国传统相契合。旧时有人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今，吸收、借鉴西方法制经验和法律文化，同样是建设法治的要务，同时也是涅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需要。

总之，把法律作为文化建设耕耘，注重传统文化的发扬更新，注重西方文化的分析扬弃，注重文化多元的接受升华，则中国法律发达不远矣。


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