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成书已久，至今已重印二十余次，可谓读者众多。此书的作者黄仁宇为美籍华人，海外学者，也是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年青时代生活于国内，后旅居境外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因此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以及政治传统，既有亲身经历的充分感知，又有一种跳出庐山看庐山的超然视角。他的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

从这种视角出发，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更多成为其分析探究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结构和机理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分析历史，以及联系历史与现实的崭新视角。他以明代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黄先生将这种社会架构形象的比喻为“潜水艇面包式”（submarine sandwich）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块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是一块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则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即尊卑礼教，却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我们这个庞大的古老国家，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而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可资遵循的成文条例——这种社会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在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这种社会模式和治理模式在明代引发了一系列的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制问题”和“制度缺陷”的社会问题。这种“体制问题”和“制度缺陷”不断显现，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成为东方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而一年以后，在世界的另外一头，英国皇家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一个日不落帝国和西方世界即将崛起。

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臻于其极，这就是明代一切问题的症结。书中多处提及明代的这种治理模式以及其所导致的司法腐败和政府低能。所以，黄先生认为，光靠道德和礼教来管理国家是靠不住的，必须得过渡到靠“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对这种“数目字管理”模式的含义，我的理解是，并非等同于在国家的管理活动中运用一点阿拉伯数字，而是政府运作过程以及国家政策实施具有一套细化和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如同会计财务制度一般，可以通过数字等技术方式予以操作和实施。

今天的法治建设大致也是这样一个建立“数目字管理”方式的过程。用法律的模式治理国家比用尊卑礼教管理无疑更为先进和有效。这一点大抵已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且兼有诸多法学家的论证，故不再赘述。然而，如今老有人跳出来扼腕当下的“礼崩乐坏”，痛惜国人的信仰缺失，进而想刨出棺材板里的东西来大谈礼教伦理，甚至在司法领域里不时也能听闻这种论调。

我说道德代替法律不好，并不是号召大家都去当“孽子”，只是道德表述本就有些不可名状，难以细化和具体明确。一个人是否违法，可以通过比对其行为和法律的相关规定是否相背来判断；而一个人道德还是不道德，基本上只能以大众的感觉来评判。要是再将这些抽象的道德伦理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附加国家机器讨伐异端，那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定还对这种群体性暴力的危害记忆犹新。

当然，法律有其本身固有的和无法消除的缺陷。坚持法律的规则在一些特定个案中甚至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然而，如果经常在法律制度以外寻求解决之道并成为司法的习惯，那么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期性将大受影响，且容易使法律异化为人治的工具。西方人最终选择法治的理由，不在于法律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仅仅在于法治比人治可靠——历史证明，人的自觉自律是不恒常的。

刘帆律师 《重庆律师》